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公布，目前北京SARS的病死率是4.8%，且呈下降趋势，这一数字大大低于流感的病死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年有6亿至12亿人感染流感，其中有25万至50万人死亡，病死率为8%至10%。根据这一比例推算，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是5万至10万人，北京应为500至1000人。而截止到21日，北京因感染SARS死亡的人数是28人，病死率为4.8%。
　　高盛亚洲六月发布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指数分析报告称，纵观今年中国3月至5月经济发展表现，5月的走势出现明显疲软，主要是受SARS疫情影响而导致。今年5月经济增长同比下降3.7％，为近二年来最低，比4月同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高盛认为，影响5月经济走势疲软的主要因素为进口、零售和运输三个方面。同时，5月间SARS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表现在固定投资和工业生产两项增幅的削弱。高盛深信中国今年在完成GDP年增幅7.0％这个任务上不存在太大困难，但是绝不会达到年初预测的9%。
　　一个甚至杀伤力甚至不如流感的“病种”，居然引起了全球性经济景气指数的下挫，原因何在？当人们在超市里抢购白醋、口罩和消毒水时，当人们开始拒绝旅行、拒绝消甚至拒绝出门的时候，有谁敢承认这不过“非典”只不过是一场世纪性恐慌？
　　北京大学心理系的谢小非撰文认为，人类的理性在灾难面前尤其显得可贵。面对严重的风险事件的时候，如果民众具有认知和思维的理性，对于我们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在他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中认为由于个体在记忆、思维、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其在知识储备空间上的有限性，因此，个体的理性只是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谁能要求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来轻松面对眼前的这场灾难？谁又能责怪因为我们稀缺知情权而导致我们无法克服这难以避免并总归要发生的恐慌。
　　非典这场横祸不仅让我们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而且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改变着一些事物。据报道，郑州市政府决定从5月10日起对市内141个都市村庄开展综合整治，全面改造中心城区，改善郑州市都市村庄脏乱差的面貌。其中包括有健全的卫生管理组织和制度，作到卫生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等。郑州人明白，在现代工业社会，卫生水平的提高应是整体的，不能留下某些死角，更不能忘掉整个农村。病菌不懂人间事，没有“户口”概念，它在不卫生的地方出生，并不一定就在不卫生的地方永久定居，城乡壁垒根本挡不住它的流行。其实，西方国家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很多城镇霍乱流行，经调查发现，这与城市周边的工人居住条件差、健康状况不好密切相关。因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到城里人的生存，英国政府才意识到“共存”的重要性。他们说：在一个把个人与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时代，如果多数民众不能在最起码的限度上解决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市政建设等问题，整个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这个教训后来成了催生英国现代福利制度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SARS终于走了，只是这场恐慌远没有结束，天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悄悄地回来，这正如哥斯拉小眼睛的最后一眨，这场世纪恐慌将继续毫无理由地延续下去。人类忘却昨天的能力远远胜过对明天的猜想，人们又开始聚会、开始上街、开始消费、开始在黑暗中彻夜狂欢。谁也不愿意设想SARS重新回来时候会是什么模样，尽管当它再次来临的时候人们依旧如以前一样无助。也许是人类太懂得遗忘，也许是人类没有学会乞求，总之，如果我们假设那一天终究来临，除了上帝，谁又会对我们施以援手？
　　从六月开始，我们进入到了后SARS时代，对于依旧开心活着的人们来说，SARS并不是一场末日的狂欢，它虽然不过只是一个排位在流行感冒以下的小角色，但却是上苍给于我们的一个暗示，是这个依赖着橡胶轮胎和英特尔处理器来维持生存的世界给我们的一个隐喻。它暗示我们在这个时候，人类真的应该从黑暗的舞蹈中走出来，思考一下我们生存的环境，探究一下到底是谁的错，是我们愚昧地改变了自然规律还是自然规律要抛弃我们这些不忠诚的子民。
　　不要以为除了祈祷，我们已经不能再做点什么，在后SARS时代，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关注我们的环境，关注我们的健康。人们通常以为疾病与健康在中文里是个反义词，要么疾病、要么健康。然而，在后SARS时代，疾病与健康的关系已经越加深化，“因为SRAS，所以我们更健康”，这才是人类在新世纪第一场全球性恐慌之后的最大心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人们在流行性恐慌中，似乎无暇考虑更多的健康问题。适逢本月《百仕会》出刊本年度第四期，因为我们将健康作为本期的话题，讨论住宅产品与人类健康的关联，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的高见，也有我们的业主对此的看法，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其中反映的主旨却是非常的相同，那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心愿：不要非典、不要恐慌，我们只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