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是个什么东西？对于一个城市的区级单位，人们不会特别注意其存在，关心其发展。因为一个地名，大如城市者可以作为个人识别的背景标识，小如街道、片区者可以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就是像罗湖这样不大不小的区级单位，让人难以感觉其存在的特别意义。何况，流动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大多还没有认清自己是否是深圳人。
　　难道罗湖不是个东西？外地人说：罗湖？不大清楚。深圳人说：罗湖？不就是一个小地名吗？罗湖人说：罗湖不小，罗湖其实是深圳的缩影，深圳的根在罗湖。
　　的确，生活在罗湖的人，可谓与深圳共同成长，与深圳共同分享特区发展的艰苦与欢乐，到现在也与深圳一起陷入失落与迷惘之中。

襁褓中的深圳

　　人们说，看深圳，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罗湖人说，看罗湖，就可以看到深圳创建发展的历程。说起深圳的历史，人们往往会谈到大鹏古城，此外还有大小梅沙的史前遗迹，历史不可谓不久远，但这些只是深圳这个地区的历史，而作为一个城市，深圳的历史屈指可数，只有短短的二十三年。然而，深圳的蓝图也不完全是在白纸上绘就的，在罗湖的高楼大厦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深圳过去的足迹；在东门的商贾店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襁褓中的深圳。虽然罗湖在历史上只是深圳镇的一个地名，但是现在的罗湖已然包括了当年深圳镇的繁华地带——口岸、东门、罗芳村以及莲塘等地。因此，可以这么说，罗湖是深圳的襁褓。
　　现在，罗湖口岸已经成为中国最繁忙的出入境口岸，而饱经沧桑的罗湖桥也将作为历史建筑保存下来，供后人凭吊，因为它不但见证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的耻辱，而且目睹了新中国的重新崛起。此外，罗湖的文锦渡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货运陆路口岸。改革开放前，文锦渡只是供港鲜活商品的贸易口岸，那时，深圳出口物资多是靠手扶拖拉机拖运出镜。
　　除了罗湖桥，要想再找到深圳的一些古老遗存已经很难了。解读一个城市，人们往往从老街、老巷以及老房子上去感觉，去领悟。然而，在深圳这是不可能的了。在东门的商业区，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崭新的具有典型岭南风格的廊檐式建筑，但无论是深圳人还是外地游客，人们都会认为这是深圳新起的仿古建筑而已。实际上，这是深圳市区硕果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并非“新起”之物。东门曾经是深圳集镇上的一条老商业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青壮年男人大多去了香港，留下的是老人妇孺小孩，东门老街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间商店，商品不多。80年代深圳在翻天覆地的大开发中提出保护东门老建筑，显得难能可贵，不久东门老街经过一番改造成为一个崭新的商业观光区。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东门老房子已经没有了古色古香，也没有一种饱经风霜的沧桑，但是它们仍然是深圳历史的见证。
　　因此，罗湖人说，我们这里就是深圳的历史。这是罗湖人的自豪。

对岸的诱惑

　　深圳与香港山相连，水相通，因此，尽管深圳与香港被有形无形的障碍隔开，但两地的交往从未间断。罗湖地区更是两地交往前线的前线。中英边界划分时，中方边境农民家在中方，但不少农田仍在英界，历来边境农民遂持耕作证出境耕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
　　然而，两地更多的血脉相连，亲情相依，两地之间仅有的一个罗湖口岸已经严重阻碍了两地人民之间的交往。从50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7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崛起，东方明珠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河对岸深圳人的眼睛。那时候，每逢过年过节，香港亲戚们就挎着五颜六色的编织袋，穿过罗湖桥，将大包小包的、物美廉价的香港商品送给深圳的亲戚们，让大陆的穷亲戚们欣喜不已。东方明珠啊，谁能抗拒你的魅力？谁又能抵挡住你的诱惑？到了1977年，逃港已发展成愈演愈烈的趋势，边防部队对此已是防不胜防。据统计，自1957年始，20多年里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逃到香港的达60157人。1979年深圳建市，第一任中共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人去围堵逃港的民众。1979年5月6日，珠三角地区误传深圳“大放河口”，惠阳、东莞、宝安数万不明真相群众，涌入深圳准备外逃香港，成为深圳历史上著名的“大逃港”事件。
　　罗湖区的罗芳村，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是个“特区中的特区”。值得寻味的是，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罗芳人去香港，可以堂堂正正地从横跨深圳河的小桥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但是，罗芳村并未因占了地利而沾金染富，反倒贫困缠身。解放后到特区成立前，跑到界河对岸的人，比留在村子里的人还要多一倍，这些跑出去的人在罗芳村对面盖房搭屋，修了个同名的罗芳村。两村遥遥相对，一新一旧，一富一贫。到改革开放前，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年均收入是13000元。
　　1977年11月，邓小平把广东选作他复出后外出的第一站，其意义非同寻常。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当时逃港已发展到愈演愈烈的趋势，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大规模集体逃港一向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的领导在汇报工作时对这个问题自然不能避而不谈。听了汇报之后邓小平神情严肃，只是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这两句谜一般的话玄机重重，直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得到确立，人们才明白其中奥义。
　　在罗湖这个摇篮里，深圳所经历的沧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一笔。

沧海变桑田

　　1979年春，蛇口的一声春雷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不久，深圳市区的建设也从罗湖拉开帷幕。　　1980年底，罗湖开始大规模平整土地，掀起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高潮。1981年，为了扩建火车站广场，新建联检大楼，填高罗湖小区，施工队伍日夜兼程搬挖罗湖桥边的罗湖山，将100万立方米山土运到罗湖小区，把东起东门路、西至建设路、北到深南路的0.8平方公里的一片水稻田填高1.3米。1982年，友谊商场建成开幕。“友谊商场”是罗湖区最早建成开幕的楼宇，虽然只有七层高，但已是当时深圳最高纪录，开幕盛况空前。
　　1986年7月28日“神州第一楼”国际贸易大厦在深圳建成。楼高160米，53层，以“三天一层楼”的进度代表了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率，尼克松、老布什、海部俊树、李光耀、加利等国际政要曾先后到此参观，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又在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发表有关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辟论断，迎开了中国新的春天，因此国贸大厦一度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和象征，是深圳和深圳人的骄傲。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后要评选深圳优秀历史建筑的话，国贸大厦必定为首选。
　　1996年3月地王大厦竣工，成为罗湖以及深圳的地标性建筑，并且以“两天半一层楼”的建设速度创下了新的“深圳速度”。地王大厦位于深南东路、解放路、宝安南路交汇的狭长三角地带，为美籍华人设计师张国言鼎力之作。大厦楼高69层，383.95米，一度是亚洲最高建筑并创造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的记录。
　　罗湖，这时就像一个无畏的少年，在一条梦想大道上狂飚梦驰。
　　至此，深圳最高的建筑集中耸立于罗湖，深圳主要的酒店、商贸中心也聚集罗湖。不但如此，地王大厦周围已经形成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金融中心区，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均集中于此。1996年深圳股市以174.92%的涨幅登上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至此深圳交易所不但称雄于国内股市，而且以最大成长幅度笑傲全球！罗湖在深圳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福田区的建成区主要集中在赛格、华强以及香蜜湖、华侨城一带，其余地区还是空旷一片。那时，以上海宾馆为标志，其东西两边被老深圳人分为“市区”与“郊区”，就像现在人们说“关内”与“关外”一样。
　　“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老狄更斯这番话说的是19世纪的伦敦，但1996年时的罗湖也是这样。当罗湖还沉醉在地王大厦的荣光之中时，深圳的建设重心悄然西移，福田中心区、高新技术园区、西部通道、港口建设等规划均与罗湖无关。
　　文章最后，我想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对罗湖的心态做一个解构：
　　班长福田区：曾经跟在罗湖后面做副班长，屁颠屁颠地跟了十几年，终于借助福田中心区的建设如愿以偿坐上班长位置，而且还和海外指导老师香港拉近了关系。
　　学习委员南山区：很用功的一个孩子，当年在蛇口的成就一度成为全中国的榜样，90年代稍微落后几年，但最近拼命钻研高新技术，学习成绩又在全班名列前茅。
　　生活委员盐田区：海外关系较多，生活很好，一度想与前任班长搞好关系，但成效不大，一直抑郁寡欢。
　　劳动委员宝安区：一直是全班的后勤服务基地，由于家大业大，潜力很大。
　　文艺委员龙岗区：很漂亮的MM，能歌善舞，最近几年又有了让她充分发挥的舞台。
　　卸了班长之职的罗湖区做了团支部书记，但是闲得很，组织一些活动总得不到大家响应，不免有点自怨自艾：难道是因为我坐在中间的原因，不东不西，越来越来不是个“东西”？还是我跟不上形势，不能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发展？
　　在深圳的发展中日趋边缘化，这难道是罗湖长大的烦恼？